楚砚溪继续用平稳的声线说道：“有时候吧，觉得压力特别大，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，前头一点亮光都看不到，就想着，要不……干脆破罐子破摔算了。”

她在这里用了“破罐子破摔”这种更容易引起阮小芬共鸣的俗再说吧，而不是更书面的词汇，同时小心翼翼地触及了那个危险的念头，但语气是理解而非评判。

“但后来想想，”她话锋微转，声音里注入一丝极其微弱的、但确实存在的力量，“天塌下来，有个高的顶着呢。今天陆干事来的时候你也听到了，咱们宿舍里的这些姐妹，谁家没本难念的经？有的刚怀孕、有的公婆有病、有的孩子多……可是日子再难，总得往下过是不是？”

楚砚溪停顿了一下，留给阮小芬消化这些话的时间，然后才将手里的水杯轻轻放在膝上，声音放得更柔：“小芬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别钻牛角尖。这世上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真遇到难处，说出来，让大家帮助想想法子，兴许就有了活路。”

说完这番话，楚砚溪抬手轻轻拍了拍那团颤抖的被子，动作轻柔而充满安抚的意味，然后便转身走回自己的床铺，拿起脸盆，做出要去水房洗漱的样子，自然地离开了这个空间。

她给了阮小芬消化情绪和选择是否回应的余地，没有将她逼到必须立刻面对的地步。

在走向水房的走廊上，楚砚溪的心绪难以平静。

刚才那番话，不仅仅是谈判技巧的运用。在劝慰阮小芬的同时，她仿佛也看到了无数个在困境中挣扎的女性面孔——春妮、张雅，还有眼前这个可能会下岗没有收入来源、母亲重病急需大笔资金的双重压力压得喘不上气的阮小芬。

一种深切的、带着刺痛感的共鸣，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。

楚砚溪忽然意识到，自己那颗在无数次高压谈判中磨砺得近乎冷酷的心，似乎在这一次次穿越中，变得更容易感知到那些隐藏在绝望、麻木或疯狂背后的，属于女性的巨大痛苦与艰难挣扎。

楚砚溪清晰地感觉到，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执行任务的谈判专家，她正在真正地“看见”她们，“感受”她们。

探望 反正家里是没钱了

周末清晨， 楚砚溪和陆哲在医院住院部门口碰了面。

陆哲手里提着用楚砚溪给的钱和自己垫上一些买的奶粉和水果罐头，看着楚砚溪则依旧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，眼神里不自觉地带出几分怜惜。楚砚溪还是那样， 从不在意自己，一心只为旁人。昨天她给自己的八十块钱虽然不多， 恐怕是她的所有积蓄吧？

要知道，现在是1998年，虽然人均工资收入比起七、八十年代来说要高了许多， 但现在正值90年代末国企改革时期，纺织业作为困难行业，工资很低。

国营工厂普遍实行“工效挂钩”，工资与工厂效益直接相关。一个经营正常、效益尚可的工厂，工人加上各种津贴、奖金， 月收入有可能达到500-700元。

但目前红星纺织厂濒临倒闭， 机器大部分停转，处于严重亏损状态。因此，普通工人只能拿到基本工资，也就是300元左右，上半年还被拖欠工资达三个月之久。

而阮小芬的母亲每周需要透析两次，每次透析的费用大约400块左右，每月花费3000左右， 以阮小芬的工资收入水平，根本无法支撑她母亲的治疗费用。

楚砚溪不知道陆哲脑子里在想什么， 接触到他那双似乎带着同情之色的眸子，以为他现在又圣母心泛滥，一个人倾尽所有去帮助阮小芬母亲不算，还要拉上全家、甚至自己一家， 忙道：“你的积蓄不要全部拿出来，先送四百块钱，支持一次透析费用就行。剩下的，留着钱生钱。”

陆哲当然没有异议。反正他在这个世界不会停留太久，也带不走任何东西，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

两人按照打听到的病房号，找到了三楼的内科病房。还没进门，就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争吵声。

“……治？拿什么治？这就是个无底洞！”一个中年男人沙哑而充满不耐的声音响起，“医生说啦，尿毒症晚期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换肾，咱们这种家庭，想都不要想！现在每周透析两次，一次就要三百多块！家里哪还有钱？拖下去，人财两空！”

“爸，不能放弃啊！”这是阮小芬带着哭腔的、近乎哀求的声音，“妈还只有四十多岁呢，医生说坚持透析，还是有希望的。钱……钱我会想办法的！我求求你了……”

“你想办法？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就你那点工资，还不够塞牙缝的！”另一个年轻些的、吊儿郎当的男声插了进来，充满了讥诮，“要我说，你妈这病就是被你给累出来的，临了却还要拖累我们哥俩！我们又不是她亲生的，没有尽孝的义务。再说了，我们也要娶媳妇生孩子，哪能把钱都扔进这没指望的窟窿里？”

“大哥！你怎么能这么说妈！我妈嫁进阮家时，你三岁、二哥一岁，是妈妈把你们俩抚养长大，现在她病了，你们不管不顾，不是丧良心吗？”阮小芬的声音因愤怒和伤心而颤抖。

楚砚溪和陆哲对视一眼，推门走了进去。

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疾病特有的衰败气味。

六张病床几乎住满，阮小芬的母亲躺在靠窗的那张床上，瘦得脱了形，脸色蜡黄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，仿佛周围的争吵与她无关。

床边，站着一个穿着皱巴巴工装、面色黝黑、眉头紧锁的中年男人，这是阮小芬的继父，阮大成。

旁边还有两个二十出头的青年，穿着花衬衫喇叭裤，叼着烟，一脸事不关己的漠然，这是阮小芬的两位继兄。

阮小芬则站在母亲床头，单薄的身体因激动而微微发抖，脸上泪痕未干。

他们的闯入打断了争吵。阮小芬看到楚砚溪和陆哲，愣住了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小芬同志，”陆哲率先开口，语气平和而正式，“我们是厂工会的，听说你母亲病重，代表工会过来看看。”他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床头柜上。

楚砚溪则默默走到床边，看着面色灰败的阮母，微笑道：“阿姨，我是小芬的朋友，来看看您。”

阮大成和两个儿子显然对工会的人有些忌惮，气焰收敛了些，但脸色依旧难看。阮大成搓着手，硬邦邦地说：“工会的领导，你们来得正好。不是我们狠心，是这病……实在治不起了。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厂里又欠着工资……”

“叔，话不能这么说。”陆哲打断他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，“阿姨是厂里的职工家属，遇到困难，厂里和工会不会不管。放弃治疗这种话，可不能轻易说。”

他看向阮小芬，递过去一个鼓励的眼神：“小芬同志有孝心、懂感恩，值得我们大家学习。要是有困难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

“想办法？说得轻巧！”阮小芬的大哥忍不住嗤笑一声，“你们工会能拿出几千几万来给她治病？”

楚砚溪这时冷冷开口，目光扫过那两个继兄，最后定格在阮大成脸上：“阿姨辛苦操劳一辈子，把两个继子拉扯大，现在病倒了，于情于理，家里人都应该尽力救治。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就想着放弃，传出去，不怕街坊邻居戳脊梁骨吗？更何况，法律上，即使是继子，只要阿姨曾经抚养过你们，你们对父母就有赡养义务。”

她的话既讲情、也讲法，听得阮大成父子三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

阮小芬带着几分惊讶地看着楚砚溪，没想到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舍友会如此强势地为自己说话。

“你……你谁啊？我们家的事轮得到你插嘴？”阮小芬的二哥恼羞成怒。

“我是小芬的同事，楚砚溪。”楚砚溪迎着他的目光，毫不退让，“我看不得有人欺负孝顺女儿，更看不得有人昧良心。”

陆哲适时接过话头，语气缓和但立场坚定：“叔，两位兄弟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阿姨的情绪，配合治疗。工会这边，我们会尽力帮忙申请困难补助，虽然钱不多，也是个心意。厂里情况再难，也不会看着职工家属见死不救。至于医疗费，我们可以起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通过街道、或者向社会求助……”

他一番话有理有据，既给了阮家父子台阶下，又表明了组织的态度，将“放弃治疗”这个选项彻底堵死。

阮大成张了张嘴，在陆哲平静却坚定的目光和楚砚溪冰冷的注视下，最终悻悻地嘟囔了一句：“……反正家里是没钱了。”便不再说话。

两个继兄也讪讪地别开了脸。

第一次有人如此为自己和母亲抗争，阮小芬一直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，强忍的委屈、无助和刚才据理力争的激动混杂在一起，化为决堤的泪水。她再也忍不住，捂住脸，失声痛哭起来，瘦弱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。